Whenever you are in doubt, recall the face of the poorest and the weakest man. Gandhi Two dangers constantly threaten the world: order and disorder. Paul Valéry 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 . . for with freedom come responsibilities. Nelson Mandela *

Dossiers and Documents : Discussion Papers : 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目前的形势使非国家行动者面对他们难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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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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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alame ¤ 2 June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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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体系和制度的变化比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变化要慢得多。企业、教会、社团、基金会等非国家行动者参与世界调节也是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变化之不平衡的结果。我们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深受几个世纪以来历时性的濡染,经常与二十一世纪社会所面临的实际挑战相距甚远。至于制度,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至少在理论上,是在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设计的。现在的情况是人类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性:一方面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依存性,另一方面是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依存性,然而处理这些相互依存性的思想与制度框架却完全不适应新的挑战。这就使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摆在今天的非国家行动者的面前,然而他们并未做好接受这一挑战的准备:原则上,他们比国家的思想和制度模式更灵活,但是他们有能力领导回应高难度挑战的变革吗?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在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管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正是在这个深渊里,冲突和对原材料的掠夺不断,有几个国家仗着丰富的石油储备玩弄权力,倾销、逃税、黑手党、国际恐怖主义和五花八门的走私应有尽有。在此情况下,非国家行动者的当务之急是催化世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诞生,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之后,非国家行动者的作用是催生我们社会的日程表,也就是词源意义上“必须要做的事情”,并建议与挑战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毋庸讳言,除个别例外,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拿企业的例子来说,法律上,企业只是股东,即产业主的联合会。理论上,企业的领导机构只对产业主负责。企业领导、工薪人员和股东的个人伦理,为企业的效率着想,赋予企业以意义,在警惕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的监督下企业失去信誉的危险,这一切肯定会使一部分企业顾及社会和环保责任。但是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会发现在国际竞争和股东价值的双重压力下,经济效率、社会责任、环保责任在口头上并驾齐驱,但实际上就像云雀馅饼的烹饪法:一只云雀配一匹马。人们终于明白在这里,社会和环保责任充当的是云雀的角色(经济效率才是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体:人们将发展与可持续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词混在一起,自以为从逻辑上解决了问题。而现实中,在通过不断的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团结和通过保护生物圈来深刻改变发展和社会运作模式这两种迫切性之间,无论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都是前者占上风。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基金会的情况。历史上,基金会主要受到希腊慈善的传统,新教回馈集体的传统和佛教关注生命之精神本质的传统的启迪。有一些基金会的活动主要面向国际,大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或络克菲勒基金会,小的基金会如我们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当然不能一叶遮目。基金会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地方行动和公共财富的栖身之所。回馈使这一全部或部分财富积累成为可能的集体,这一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肤浅的效率顾虑经常使大部分基金会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慈善领域,这使它们无法做好迎接当代世界巨大挑战的准备。尽管如此,根据基金会中心2006年的报告,美国基金会还是大幅度提高了它们资助外国项目的资金,非美国受益者所得资金占总金额42亿美元的22%。

非政府组织的情况就像基金会一样,几乎只在地方或国家层次上开展行动。只有少量援助、人权和环境领域的大型组织一开始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就肩负世界性的使命,如我们都知道的牛津饥饿救济委员会(Oxfam),绿色和平,国际大赦,国际残疾,天主教援助、发展与社会服务联盟(Caritas),等等。它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参与国际调节的行动方式是游说施压,而不是构想世界的新秩序。不过,这类非政府组织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在基金会这个领域,我们还可以看到与电脑革命紧密相连的基金会,如比尔·盖茨基金会或惠普(Hewlett Packard)基金会,以及新崛起的大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的基金会,它们采用的还是传统大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但是在它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压力下,也可能会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的新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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