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目前的全球化既没有取消，也没有削弱国家主权，而是导致国家主权的演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组织完好的国家，以实行团结互助的措施。但是，世界舞台上多重行动者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呼吁责任与职权的分享，与此同时，相互依存性的加强要求我们根据需要保护的价值重新思考目标。非国家行动者已经参与到世界治理之中。}}
首先是企业：投资法为企业开辟了道路。由国际公法管理的经济发展协定，或称“国家契约”所涉及的实际上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与私人的关系。我们发现世界贸易组织处理的被认为是国与国的争端，实际上涉及的是私人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看到共同市场所带来的私人冲突的政治化倾向。
经济行动者的出现与公民行动者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公民行动者不仅能以不同的身份诉诸国际法庭，而且他们还可以在商业和人权领域对执法机构和立法机构发生影响。
某些非政府组织成为团结互助领域的真正的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各地区协调强大的分支机构。作为全球化负面作用反对派的代言人，它们成为公共权力有资格的谈判者和智库。有时，由于这些组织有充足的财政预算，它们也具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能力。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参与型民主的雏形，但要提放它们成为被政党或个人为扩大影响而拉拢的对象，或者被工具化。抛开这一点，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公共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像长久以来在国际劳工组织（OIT）的机构中发挥作用的行业组织和工会一样。
最后，我们不能低估知识和广义上的科学家的重要性，他们也是权力格局博弈的参与者。在有关金融危机、医疗卫生和环境的辩论中，专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决策的政治因素经常被技术性所掩盖。提出科学与技术治理的问题不仅与日益增长的因特网的作用有关，也与一系列新机构的诞生有关，例如，1988年成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间专家小组，GIEC，它在京都议定书的制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尽管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高峰会后，京都议定书的执行问题百出，但是专家的工作仍然不容忽视。在其他领域，相对于政府间的政治权力，科学知识的全球化在所有关于世界治理的思考中都颇受重视。
为了摆脱危机，无论是G8，还是G20，抑或是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只限于政府间的协调是不够的，所有国家都应当超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对立，协调所有的参与者联合行动。
危机接二连三发生的原因之一或许由于固执地把国家主权作为反对权力分配的理由，这在关于金融和气候危机的辩论中尤其明显，其实危机的原因更深刻，它与全球化鼓动者的某些晦涩难言的愿望有关。
全球化行动者的利益有时是相矛盾的，至少是不同的：企业或行业组织的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利益。各种危机显示了治理的种种矛盾：经济和金融行动者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他们的集团利益，公共利益则主要属于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公共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是同义词，世界利益则没有人来管。因此有必要将人类的共同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这意味着承认共同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些共同价值称作人权，也可以称作“世界公共财富”，包括人类安全、健康以及环境的品质。
来源：[法兰西公学->http://www.collegium.brennac.com/images/stories/PDFs/liberation24.4.12.pdf]。首发：[法国《解放报》->http://www.liberation.fr/monde/2012/04/23/vers-la-metamorphose-de-la-s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