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阿尔诺•布兰
引言：世界利益
目前发生的这场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世界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组织的运作方式。今天，国家不再具有保障人类可持续性的手段，也不再具有避免它自己和自他国家以及私人行动者无可挽回地损害我们最珍贵的宝藏——地球——的手段。世界舞台上最强大的行动者的疲软伴随着不合时宜的全球化的到来：国际政治的传统行动者被迅速超越，经济游戏规则被改写。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创造了构想和维护我们称之为世界利益的需要。世界利益无疑应当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几个世纪以来，正是这些现在被超越的国家利益在主导国际事务。
这个新的世界利益之所以有别于国家利益，不仅因其范围更广，而且因其本质不同。国家利益本质上建立在追逐资源和权力之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政治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按照这个逻辑，所谓“他者”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构成或不构成障碍的人。
关于这一点，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20世纪中叶挑起过一场争论，他说一个社会是在与其他社会的对抗中确立自己的。因此，政治也是通过朋友/敌人的两分法来定位的。但是，在施米特看来，国家是政治的过渡形式，当国家失去确认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垄断权的时候，它即将消失。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全球化的潜在作用（长远地看）将是朋友/敌人概念的消亡，同时也是政治和国家概念的消亡。然而，历史不是机械和直线式演进的，也无法提前确定。
施米特的直觉和理论由于近几年发生的变化而更加引人注意：朋友/敌人的传统概念变得更加复杂，世界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深。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意识到地球的脆弱性，迫切感受到以集体方式共同面对生存威胁的需要。
然而，我们有必要看清这个世界相互依存性可能带来的某些错觉。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之一是朋友/敌人这个传统的两分法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意识不仅伴随着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冲突（这些冲突为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带来诸多挑战）。此外，生态危险和破坏已经达到威胁人类命运的程度。
正是通过对我们的脆弱性和多样性的认知，最近几年产生了“共同财富”和“共享”的概念。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实践的负面影响，“共享”的概念仍然越来越被当做一切有关政治的参照，其内在联系一直可以追朔到政治哲学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一思想进一步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社会？
大卫•博里埃（David Bollier）说，作为治理体系，“共享”的概念带来了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市场体制所缺少的基本价值。
_ • 确定和遵守市场可承受的限度的能力；
_ • 管理市场产生的外化力的能力（新自由主义体系无法消解市场产生的外部作用）；
_ • 宣布某些资源不得转让的能力（禁止市场买卖）。
博里埃所言的关键是提出某些资源可以被视为具有不可转让的权利，这意味着“共享”的观念可以使我们为政治行动（从低层次的政治行动到世界层次的政治行动）设想另一种范例。这个论点颇具说服力，因为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或者在实践中局限于封闭的政治实体——城市国家、王国、共和国或帝国，或者在理论上局限于自上而下强加的专制国家，如但丁的君主国，或霍布斯的列维坦。如果一个建立在“共享”观念上的世界治理体系是可能的，这等于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因为这将成为一个自下而上建立的世界治理体系的范例。
20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Léo Strauss）将政治行动定义为保守和（或）变革的问题。他说，“所谓保守，就是避免灾难的情况发生。所谓变革，就是用更好的东西替代。”我们这项研究的对象正好将我们带到这两个概念的中间地带：一方面爱护我们的地球母亲，保护环境及其完整性；另一方面，变革我们的治理方式，以保证“共享”的集体自由。
这份文件的主旨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共享”可以通过发展新的治理模式成为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视野的核心概念。我们将首先研究近几十年来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方式。其次，我们将回顾处于哲学和政治行动出发点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将考察一种世界社会契约的思想。作为结束，我们将讨论“共享”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开辟一条实践这一思想并使其成为现实的道路。
通过 阿尔诺•布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