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阿尔诺•布兰
气候变暖暴露出来的是我们全球治理体系的全部惰性。哥本哈根高峰会表现的只是符合古典三一律的戏剧性的一幕，即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一致性，其终场既可悲又不出所料。这戏剧性的一幕使我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世界治理无可救药地与通行了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古老原则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虽与当代的现实完全脱节，却仍然支配着今天的世界。这就是同样建立在贪婪和自私上面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它助长了国与国力量对比的邪恶和无耻的游戏，助长了那些试图在其内部维持和加强自己权力的政治制度，以至于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强权游戏比“地球的前途”更有分量。
2000—2010，十年弹指一挥间。千禧年的灾难论者等了十年时间，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失望：2010年人类面临的威胁比2000年的千禧虫严重得多。千禧虫的虚拟威胁过后不久，本拉登及其帮凶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9•11事件。经过十年的追捕和断断续续的恐怖活动，以及由历史上最愚笨的美国总统之一发动的两场愚蠢的、造成大量伤亡的战争，本拉登仍然逍遥法外。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恐怖活动的肇事者，这一恐怖事件很可能成为西方霸权最终衰落的历史象征，而美国则是这一霸权的最后一位旗手。今天，基地组织的破坏力受到严重打击，正像去年圣诞节基地组织的成员，一个业余恐怖分子在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飞机上制造的那起未遂爆炸事件显示的那样。这起事件与那些在2001年以后兜售恐慌主义的人所预言的超大规模恐怖活动相去甚远。
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领域，核武器扩散造成的核灾难威胁幸而也未发生。国家仍然垄断着原子武器，即使是那些麻烦制造者也被政治学家称作“不失为有理智的行动者”。更危险的倒是2008—200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对最弱势群体和新产生的一亿穷人而言。尽管如此，这场危机的规模并未对地缘政治的稳定性造成人们曾经预料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就目前的情况看，与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之后的惨淡年代相比还差得很远。危机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金融业虽小，但其贪得无厌和自私自利却已近病态。亚当•斯密在成为经济学家以前曾经是伦理学家，他没有预料到，与18、19世纪工业家的贪婪相比，当代金融业者的贪婪没有对社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经济学真可以被称作“凄惨的学说”。
目前最大的威胁要数气候变暖。与面对其他威胁一样，我们现在也处于混沌状态，介于灾难论者、生态保护的基本教义派和激烈的怀疑论者、狭隘的盲目主义者，或者麻木不仁的人之间。在一个真理需要科学论证的时代，气候变暖的议题在坚信不疑、但缺乏真正证据的科学家和认为没有证据就没有气候变暖问题的人之间纠缠不清。还是良知看得最清楚：气候变暖是由人类和自然双重原因导致的，其中期和长期的后果严重，但其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却很难评估。
不幸的是，我们应付和预防所有这些威胁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对气候变暖这种比恐怖活动或核扩散复杂得多的威胁，因为无论如何对于后者，国家只要有些许政治愿望还是可以控制的。然而，气候变暖暴露出来的是我们全球治理体系的全部惰性。哥本哈根高峰会表现的只是符合古典三一律的戏剧性的一幕，即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一致性，其终场既可悲又不出所料。
令人惊讶的倒是人们对哥本哈根峰会的结果感到惊讶。其实，无论这个事件在其发生之前和期间引起的期待有多大，这场聚会只能以失败告终。峰会期间，媒体和观察家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会谈的性质、演讲和对话上，特别是那些名人政要——萨科奇，梅克尔，布朗，以及最后一天像救世主一般被期盼的奥巴马——的身上，或者是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好像最终峰会的结局和成果取决于各自协商并达成一个坚实和持久的协议的愿望；期待会议的结局与准备这次峰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相称；抑或问题的严重性会使所有的人一下子“理智起来”。
但是政治的道理不总是理智所能理解的。因为这戏剧性的一幕使我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世界治理无可救药地与通行了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古老原则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虽与当代的现实完全脱节，却仍然支配着今天的世界。这就是同样建立在贪婪和自私上面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它助长了国与国力量对比的邪恶和无耻的游戏，助长了那些试图在其内部维持和加强自己权力的政治制度，以至于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强权游戏比“地球的前途”更有分量，尽管决定地球前途的时空与政治领袖们占据的时空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国力的加强使其领导人毫无犹豫地反对他国提出的若干建议，特别是那些可能损害他们绝对权力的建议；例如和平奖新科得主、非正式的“世界总统”奥巴马，虽然对气候问题的严重性不无认识，但是深深地陷入与国会的内政纷争之中；例如一向无力对事件施加影响的联合国，其秘书长在哥本哈根峰会后表现的愤怒情绪恰恰暴露了他的无能为力；还有欧洲，只要形势呼唤勇气和团结的时候就缩头缩脑，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尽管如此，这个可以预料的失败或许也有一种赎罪的作用，既然哥本哈根无法解决与气候变暖相联系的环境威胁，这个峰会的失败也就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对这次会议的期待本来就不应该太高。
剩下来的是总结哥本哈根的教训。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我们还是要说：这种解决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当彻底审视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明显，国家及其代表永远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即使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无法有效地付诸实施。
历史上，政治的进步体现为权力改变了走向，开始的时候，权力是从金字塔的上方向下方施压，之后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权力运动，这一现象在国家内部体现为民主化。然而，这一现象，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非国家或超国家行动者的参与方面，从来没有真正推广到国际上去。G20或联合国勉强算是这方面的进步，但是这些僵化的机构也离不开强国和力量对比形成的集团，在全球重大决策方面，它们维护只有国家才是合法行动者的观念。然而，不可抗拒的国际民主化运动必然通过地方、区域和跨国家行动者的参与来实现。在一个边界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逐渐淡化的时代，地方、区域和跨国家行动者在维护人民利益方面有时比国家机器做得更好。民主化进程是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同义词。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更多地要求政府和执政者呢？一个真正的世界治理体系的建立不意味着国家增强对我们命运的控制力，更不是建立一个全能的世界政府。相反，它体现为决策中心的增加和重新平衡。
为了有能力处理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世界治理的机制，对于地球的未来，气候变暖不是唯一的威胁。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应当成为构建一个世界治理体系的开端，在这个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权力的一支不再是世界治理的唯一主宰，国与国的力量对比也不再主导和约束各自的行动！启蒙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国家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今天，我们应当创建一个包括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国家间组织、跨国议会、国际同仁团体（Collegium International）的体制，使它们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决策发挥影响力。
上述行动者是存在的。新的规则一旦制定，他们就会登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目前，自私，贪婪和对强权的渴望仍然统治着世界。但是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改变。未来的入口是责任、勇气和团结。
2010年1月
通过 阿尔诺•布兰